秦始皇并没有传说中那么暴虐。 秦始皇横扫六合，一统天下，建立了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大一统的封建王朝,乃是历史上第一个真正意义上的皇帝。他统一了文字、车轨、度量衡等，对中国社会的发展起到了极其重要的作用。 不过，这位千古一帝在民间并没有留下什么好名声。民间一直认为，秦始皇专制、阴险、残暴，著名的“焚书坑儒”事件即是他人生中永不可抹掉的污点。由于幼年时期长时间在赵国颠沛流离，忍辱偷生，秦始皇的性格确实比较乖戾，但并没有传说中那么残暴。“焚书坑儒”事件也是在特定历史时期发生的特定事件，且其中的“儒”与后世所谓的读书之“儒”大有不同。 西汉刘向《说苑・至公》中说，刚刚统一天下的秦始皇曾经有过采取禅让制传位的念头。一天，秦始皇召集群臣商议国家政权交接的事情，他说：“古代有五帝禅让，又有三王代代相传，你们认为哪一种更好？我想采用最好的方法。” 在场的博士（学问很渊博的人，古代的学官）都不说话，只有鲍白令之回答说：“如果以天下为公，就会禅位给贤能者；如果把天下当私家财产，则会在家族内代代相传。由此可知，五帝以天下为公，三王以天下为家。” 秦始皇帝仰天而叹道：“我的德行可比五帝，我将让天下人共管社稷，可是，谁能接替我呢?” 鲍白令之毫不留情地说：“陛下行的是夏桀、商纣之道，却想学五帝让位于贤者，这不是陛下你所能做的事。” 秦始皇帝闻听此言大怒，道：“鲍白令之你往前站！你凭什么说我行桀、纣之道？如果说得通则罢了，如果说不通你就别想活了。” 鲍白令之不紧不慢地说：“陛下你大兴土木，后宫女人数百，倡优过千。为了自己的享受，耗尽天下民力。你还自私，不能推己及人。陛下你还说自己的功德压过一切君主。以你这样的德行怎么能和五帝比，你又怎么有资格管天下呢?” 一席话说得始皇面有惭色，过了很久才说：“令之所言，是让我当众出丑啊。” 从此之后，秦始皇再也不提禅让的事情了。 《说苑》所载虽然多为名人的趣闻逸事，且采用文学手法，但整体而言还是比较可信的，基本上可以和《史记》《左传》《国语》等史料相印证。当然，其中亦有不少有出入的地方。关于始皇帝要实行禅让制的说法，在《史记》中没有明确的记载。 结合当时的历史背景，秦始皇有禅让思想是有可能的。战国时曾一度流行“让贤”说，很多人不但深信尧舜禅让是真事，而且还有人效而行之。魏惠王曾打算让位给惠施，秦孝公想要让位给商鞅，燕王哙则是真真实实地让位给予之。虽说“禅让”之说是儒家吹捧的，而秦国向来崇尚法家思想，但是其统治者也难免受到影响。 秦始皇成功地统一了中国，认为自己的功德足以压倒一切帝王，应该与尧、舜等古圣贤王在一个高度，所以极有可能想搞一番禅让的举动，以显扬美名。或许，秦始皇只是在作秀，但至少说明他的内心当中并没有那么专制。从这个意义上讲，《说苑•至公》中这篇记载可以作为《史记》的补充资料，是非常有参考价值的史料。 说秦始皇残暴的人，大抵会提到焚书坑儒。不过，对于臭名昭著的“焚书坑儒”事件，学术界一直有不同的意见。 焚书源于周青臣与淳于越的一段论争。公元前213年是秦始皇在位的第三十四年，为了庆贺秦王朝修筑长城及取得南越地，始皇在咸阳皇宫里大宴群臣。 有一个名叫周青臣的仆射借给皇帝敬酒的机会称颂始皇说：“以前，秦国很小，地不过千里，亏得陛下你神灵明圣，平定海内，放逐蛮夷，日月所照，莫不宾服。” 接着，他又大赞郡县制，说秦始皇改诸侯分封制为郡县制，使国家无战争之患，人民得以久享太平，其功德从古至今没人能比。 这时，一个名叫淳于越的人站了出来。淳于越一向主张厚古薄今，认为古代的东西都是好的，当代的东西都是不好的。当他听周青臣赞美郡县制，贬低分封制时，愤然而起说：“我听说商周时代都因分封子弟而传国近千年，因为分封子弟功臣可以让他们与国君互相照应。如今始皇您富有四海却不分封子弟以作呼应，倘若出现像篡夺齐国政权的田常式的人物，那将何以应付？周青臣不向陛下您指出这一点，反倒当面奉承，不是忠臣！” 淳于越与周青臣并无过节，这场争论纯属观点之争，也有文人相轻的味道，本不应该产生什么实质的后果，不料此时丞相李斯却突然插了一杠子，使情况发生了质的变化。 李斯说：“三皇五帝治国各有其法，都搞得好好的。这是因为他们能根据天下大势，采用不同的政策。如今陛下创大业，建万世之功，迂腐的儒生不明其理，淳于越拿三皇五帝来举例，这值得去效法吗？那时候诸侯相争，大家都想招彳来天下的读书人，现在天下已定，以法治国，老百姓致力农工业，知识分子要学习法律，这才是正道。现在这些儒生不从当下出发，反而以古代的例子说现在的不是，迷惑百姓，我冒死劝皇上：过去天下大乱，各执一词，才有诸侯并起，都借着古代说事儿，花言巧语没有一句是有用的，大家都尊崇乱七八糟的学术，而不是国家的制度。如果皇上统一天下，应该统一思想。臣请求：如果不是我朝撰写的历史都烧了，除非是博士官的职责，天下敢有藏诗书百家语者，都让地方官烧毁……” 李斯啰哩啰唆说了许多，中心内容只有一个，那就是应当厚今薄古，而不能以古非今，为此，他建议烧书，而且要以严厉的措施去执行。 这里应当注意的是，李斯要烧的是“秦纪”以外的历史著作，并没有建议秦始皇连儒家的《诗经》《书经》以及诸子百家的书全部都烧掉。 另外，在《史记•李斯列传》中也提到了此事，司马迁转引李斯的话说:“臣请诸有文学、《诗》、《书》、百家语者，蠲除去之，令到三十日弗去，縣为城旦。所不去者，医药、卜、筮、种树之书，若有欲学者，以吏为师。” 李斯对于那些《诗》、《书》百家语，仅用了一个“去”字，并没有肯定地要“烧”。紧接着这段话还有一句：“始皇可其议，收去《诗》、《书》、百家之语以愚百姓。”注意，这里是“收”而不是“烧”。 结合以上三段话，可以明显地看出，《诗》《书》以及诸子百家的书并没有烧，只是由秦王朝中央政权和相应的政府官员收藏，目的是为了“愚百姓”，而不是为了损毁。 烧掉前代所著史书，无疑是不折不扣的文化犯罪，但事情应该一分为二,对于“烧尽天下书”这样的误解，还是应该澄清的。 如果说“焚书”不是烧尽所有的书，那么，“坑儒”又是否真的是“坑杀儒生”呢？也不完全是。“坑儒”一事缘起于秦始皇三十五年（公元前212年）。这一天，嬴政驾幸梁山宫，随行的人马车骑甚众。把酒临风，驻足山顶时，秦始皇偶一抬头，发现丞相的随从很多，不由得皱了皱眉头。当时秦朝的丞相设左右两名，分别是李斯和冯去疾，但不知超标的是哪位。这一细微的举动被随侍在侧的一个中贵人（宦官）发现了，这个中贵人与超标的这位丞相是朋友，就将皇帝对他的车骑过多似有不满这一情况泄露了出去。 几天以后，秦始皇不知道如何听说了此事，于是大起诏狱，把当时在身旁的中贵人全部处死，弄得人人自危。随后就发生了方士侯生和卢生逃跑，400多人被迁怒而丧命的事。 这杀死的460多人都是些什么人呢？自西汉以后，人们几乎异口同声地说是儒生。然而，司马迁在《史记•儒林列传》中叙及这段史实，原文是说“及至秦之季世，焚诗书、坑术士”。术士不等同于儒生。术士者，方士也，是我国古代好讲神仙方术的人。如秦始皇时“入海求仙”的徐福，汉文帝时“望气取鼎”的新垣平，汉武帝时主张“祠灶”的李少君，自言能“致鬼”见李夫人的齐人少翁，等等。 再者说，骗秦始皇钱财“以巨万计”的是方士，如率童男童女渡海求仙的徐福，以及诽谤秦始皇并逃跑的侯生、卢生，秦始皇为什么要拿儒生泄愤呢？退一步说，即使侯生、卢生是儒生，秦始皇也不会放过骗走他钱财的方术之士而单单去惩治儒生。换言之，根本没有证据证明秦始皇当年坑杀的都是儒生。 人们之所以认为秦始皇坑的是“儒”，有一个理由是司马迁在《史记・秦始皇本纪》中称所坑者为“生”，而司马迁在《史记》索引中说“自汉以来儒者皆号生”，所以，“生”即“儒者”。其实，这明显是断章取义，因为汉代以前，方术之士也可以叫生，如《史记》中有记载的安期生就是著名的术士。所以，秦代的“生”不完全是儒生。 况且，“坑儒”是秦始皇去世100多后才出现的说法，于是有人认为，“坑儒”应是西汉文人出于对秦始皇暴政的愤怒,而强加给他的不实之词。如章太炎、顾颉刚等人，就认为秦始皇并没有坑过儒,他坑的其实是“方士”。 当然，由于当时的社会分工并不像后世那样明确，方士中难免有儒生。据《史记•儒林列传》记载，秦始皇“焚书坑生”之后，其长子扶苏谏道：“如今天下初定，远方的人民未必心服。这些儒生（原文是“诸生”）都是学习孔子之学的，陛下这么严厉地惩罚他们，我怕天下百姓因此而恐惧不安。请皇上明察。” 秦始皇闻谏大怒，把扶苏赶到遥远的北方边境，让他当蒙恬的监军去了。司马迁在记载秦始皇咸阳坑生一事时，只是笼统地说“诸生”或者“术士”，扶苏在进谏时，则把“诸生”的意思解释得非常明白：“诸生皆诵法孔子。” 为什么同一本书记述如此混乱呢？可能是因为秦始皇喜鬼神之事，派人到处求仙药，于是有一些儒生便投其所好，混进术士的队伍，本想借此博取功名利禄，不想却被秦始皇所坑，所以司马迁才说秦始皇“焚诗书，坑术士”。另外，方术之士多数也是读书人，可算是准儒生。更何况，一旦杀戮就可能伤及无辜，这些被坑的“生”中难免会有一些被错杀的儒生。 综合上述各点，我们可以得出如下的结论：秦始皇焚过书，但并非尽毁;发生咸阳的坑“生”事件，其矛头主要指向方术之士，但也波及儒生。秦始皇并非如我们所认为的那样蛮横无理，他所做的事情都是有原因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