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德首都（为什么很少人移民德国）

先是5月17日，墨西哥总统就110年前屠杀华人的“拖雷温惨案”向中国以及在墨华人社区道歉。当时那次事件造成了300多名华人被墨西哥暴民屠杀，当时已经奄奄一息的清王朝还曾派遣重建的北洋水师来武装护侨。

几天之后，美国加利福尼亚州安条克市市长就该市历史上的排华与种族歧视行为道歉。1882年，美国两党共同支持签署了美国法典史上唯一专门歧视特定族群的章节——《排华法案》，此后安条克市禁止华人夜间上街，强行驱逐华裔劳工居民，甚至一把火烧毁了当地的唐人街。

几乎同期，捷克总统泽曼突然就该国1999年跟随北约轰炸南联盟（我国大使馆在那次遭遇美军导弹轰炸，三名记者遇难），向塞尔维亚总统武契奇表达了“真诚歉意”。

泽曼声称当时是想反对北约轰炸决议的，但无奈孤掌难鸣，但这不能当成借口，自己多年来一直备受“良心”谴责，于是借此表达忏悔。

甭管泽曼这话到底是不是真心，不过也是不容易了，毕竟此前从未有任何北约国家为那次绕开联合国，对一个主权国家进行78天狂轰滥炸的野蛮行径道歉。

而最该道歉的也排不到捷克，除了罪魁祸首美帝外，还有一个国家才是真正该道歉的，那就是德国！

没错，就是那个拥有无数中国粉丝，快被粉饰成白莲花的德国，也犯下了可能仅次于美国的战争罪责，不是在1939年，是1999年。

其实， 德国也在一个月前对轰炸南联盟这件事做了表态——德国驻塞尔维亚大使托马斯·谢布在4月6日公然宣称：“北约在1999年轰炸南联盟是必要的，因为这是为了科索沃的‘人权’以及阻止‘种族屠杀’。”此外，谢布大使竟然还督促塞尔维亚尽快承认科索沃独立，这样对各方都有好处。

德国人这一席话简直就是在塞尔维亚人民淌血的心口上撒盐，自然引发了塞方的强烈抗议，更为可耻的是，谢布大使选择发表如此言论的这天，竟然还是在塞尔维亚人民悼念纳粹德国轰炸贝尔格莱德80周年之际。

我们无法想象，日本驻华大使敢选在中国国家公祭日发表言论称“侵华战争”很有必要，是为了“大东亚共荣”，然后再督促我们承认“台独”，因为再厚颜无耻也得有个度。

可是，德国人竟然就这么做了。

（德军残害塞尔维亚平民）

吊诡的是，就在捷克道歉的前两天，德国方面其实也有个“道歉”的举动。

5月15日，德国对纳米比亚正式道歉，起因是德国在19世纪末和20世纪初曾在对纳米比亚有过短暂的殖民统治，曾对当地原住民进行过残忍的屠杀，造成了当地8万多赫雷罗原住民死亡。

（德属非洲上被德国奴役的土著）

这波扎堆道歉是否内藏玄机不好说，但是这至少说明：他们真的觉得道歉“有用”。

比如就说这德国，可以说是“道歉”行为的最大受益者。

在中文舆论场上，总爱强调德国对二战历史“深刻反省”、“跪着的德国人比日本人更高尚”等概念，似乎包括纵容藏独、疆独势力在德发展，在国际事务上对中国指手画脚，民间反华势力爆棚这样的事实，都可以忽略不计了，甚至反引发了中国一些人对德国的无脑崇拜。

当然，相比于死不认错的日本，我们当然欢迎德国为战争罪行的道歉。可问题是，跪下道歉真的证明德国对战争罪行和法西斯主义进行了彻底的清算和反省吗？

相信绝大多数人对德国“认真反思”的印象都来自于1970年，前西德总理勃兰特在访问波兰华沙犹太隔离区起义纪念碑时，突然当着众人面在碑前双膝跪地，然后低头默哀，这一幕成了历史上的著名场面“华沙之跪”。

所谓“跪着的德国人比站着的日本人更高大”的老梗也由此而来，这一跪相比于日本极右翼军国主义分子，当然是值得肯定的。

但是，如果过分拔高这一“忏悔”，认为这就证明德国对法西斯罪行进行了彻底清算，那就是在搞历史虚无主义了。

事实上，德国给世人一种对二战罪责“积极反思及清算”的印象不过是最近十几二十年的事。

纳粹德国在1945年5月8日投降后，同盟国立刻根据雅尔塔会议和波茨坦会议的协议，决定在德国战败后将其一分为四，分别由英、美、法、苏四个战胜国占领，并合组一个最高管理单位“盟国管制委员会”（ACC）来治理德国事务。

同时，位于苏占区腹地的首都柏林也一样被四国分区占领，接受同盟国的军事管制。

1949年5月，美英法占领区合并，并成立了新的德意志联邦共和国（“西德”），首都设在波恩；同年10月，苏占区成立德意志民主共和国（“东德”），德国正式分裂成两个意识形态截然不同的主权国家。

也就是从这个时候开始，两德对于战争的罪责反思和清算走上了截然不同的道路。

西德自成立开始，根上就不干净。首任西德总理阿登纳政府中存在在大量纳粹余孽，在17个部长中，有8人曾在纳粹德国国家机关中担任过领导职务，或者担任过纳粹党及其附属组织的负责人。

时任西德内政部长施罗德，从1933年起就是纳粹党员和冲锋队队员，还曾担任纳粹德国财政专家沙赫特的法律顾问，积极为纳粹发动侵略战争的拨款寻找法律依据和形式。

国防部长施特劳斯，希特勒时期曾在经济部任职，担任专员，还曾在纳粹国防军任“民族社会主义”训练方面的教官；副总理兼经济部长艾哈德，自1930-1943年领导过纳粹政权下的行情研究所，并担任过纳粹党大区书记布尔克里的经济顾问......

这样的例子比比皆是，甚至阿登纳总理本人，在反法西斯立场上也不够坚定，尽管他在纳粹德国时期因为和执政的纳粹党政见不合，一度丢掉公职，甚至受到过政治迫害而被纳粹当局监视居住。

可在战后，阿登纳对于美国著名驻外记者、新闻分析员与世界现代史学家威廉·夏伊勒撰写的《第三帝国的兴亡》（根据盟军缴获的大量纳粹德国政府权威档案撰写）却始终没有好脸色，他直接称呼其为“一名仇德分子！”

该书一度在西德被猛烈抨击，销量惨淡，威廉不由得感叹德国人在战后不过几年时间，竟然就像忘记了战争存在过一样。

至于在西德政府的基础，纳粹余孽问题更为严重，20世纪50年代末期，西德司法界担任法官和检察官的前纳粹分子多达9000余人。

据东德争取统一委员会当时的统计，曾在纳粹德国司法部担任过领导职务或曾在各个特别法庭和军事法庭任职的1000多名法官，彼时在西德的司法系统中发挥着领导骨干作用。而在纳粹时代，数十万反法西斯主义战士曾根据上述法官的判决被长期监禁，有6万人被判处死刑。

更夸张的是，西德政府在路德维希堡设立的“追缉纳粹战犯中心”，其总负责人艾尔文·许勒，本身就是一个罪恶多端，隐藏身份的纳粹战犯！

整个六七十年代，此人利用职权将来自苏联、波兰、捷克、南斯拉夫等战争受害国的大量揭发举报材料扣押甚至销毁，到最后，他干脆蛮横拒绝接受材料，成功让一大批战犯因证据不足，无法立案被释放或者轻判。

最令世人大跌眼镜的是，甲级战犯、原纳粹内政部部长助理和总顾问威廉·弗利克有个得力助手名为汉斯·格罗布克，此人曾残酷迫害被占领国家的无辜百姓，并且参与了臭名昭著的《纽伦堡种族法》和《国籍法》起草工作，甚至还在东欧协助艾希曼督促犹太人问题的“最后解决”。

按照道理，犯下如此罪行至少是个乙级战犯没跑了，而且在战后初期，曾被盟国有关机构列为第101号战犯。

但不知道为何，他没受到任何惩罚，还重返政界，混到了西德国务秘书的职务，并利用职权继续将大批纳粹余孽或极右翼分子吸纳进西德政府里，巅峰时期，西德官员总数三分之二的底子都不干净，直到1963年东德政府将此事对外公布抨击西德“纳粹余孽死灰复燃”后，格罗布克才被免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