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代房地产 早在欧洲中世纪时，税收名目繁多，有“窗户税”“灶税”等，房产税也已经成为了封建君主敛财的重要手段，这种房产税大多以房屋外部某些显著特点作为确定税收的标准。中国战国时期的《周礼》上就曾经记载：“廛布”，也就是中国最初的房产税。唐代的间架税、清代和中华民国时期的房捐，都可以说是房产税。 唐朝的德宗年间，地方藩镇割据愈演愈烈，中央与地方之间的矛盾也日益激化。公元782年，南方有四家藩镇联合起来造反，于是唐德宗四处调集兵马进行镇压。对于囊中羞涩的大唐来说，这么一点点的小仗也吃不消。好在此时的户部侍郎赵赞向德宗上书，建议征收房产税（当时被称为“间架法”），用来解决燃眉之急。 史书上曾记载说：“所谓税间架者，每屋两架为间”，也就是说，两个并列的屋架之间的空间称之为一间,用这来作为征税的单位。在此之外，政府还将房屋分为三个等级，“上屋税钱二千，中税一千，下税五百”。 这个税率其实是很高的，每户一般至少有两三间屋子吧，如果家庭条件好的，可能有七八间乃至十多间房屋。如果按照每户三间最低等的房屋来计算，那么三间屋子一年的税收则是1500钱，这可比今天人们手里500元人民币还要有购买力。对于当时非常穷困的人来说，间架法是额外增加的一项沉重负担。 这种房产税地制定是非常随意的，并且在实行中，也是弊端重重，例如贪官污吏在计算数量:和评估等级的时候也会私下做手脚，每每弄得百姓连连叫苦。因此，当这个房产税出台之后，人们感到非常惊恐。当时一定也有人会通过某种隐匿的手段来逃避这种苛捐杂税。但是，政府当然也不傻，出台了一项严厉的关于“逃税”的制裁措施：“敢匿一间，杖六十。赏告者钱五十缗。” 这种处罚措施是把一般的违法乱纪行为按照刑事犯罪惩罚，这种惩罚采用的是一种极其凶残的肉体刑法：打屁股。在当时隐匿一间房屋就会被痛打60大板，肉体和精神上的羞辱叠加到一起，可想而知这种晨慑力有多么巨大。不但如此，政府还通过奖赏告密者的方式，鼓励亲戚邻里进行告发，告发立功者可以得到50缗的奖赏。 在当时，1缗相当于1000钱，50缗相当于5万钱。在以后银子作为货币使用的时候，一般规定一两银子与1缗的比价相当。如果按照这个比例计算，50缗也就相当于50两银子，而50两银子的购买力相当于现在一两万人民币。这也就是说，当时的奖励是非常诱人的。而更早的汉武帝时期，就曾通过“告缗令”来鼓励人们检举隐匿财产不纳税的人家，当时已经将中产阶层以上的农民一扫而光。或许唐德宗也正是想学学汉武帝的那种手段。 不过，唐德宗却欠缺了一点汉武帝的运气，汉武帝通过“算缗钱”和“告缗令”等方式几乎没收了当时有产人的所有财产，使得汉朝的中产阶层以上的人家完全破产。但是，唐朝的房产税却不幸流产了。这次流产的主要原因是当时发生了一起“泾原兵变”。 唐德宗当时为了缓解当时被李希烈所围的襄城，便诏令在泾原等地驻守的兵马前去救援襄城。当时天寒地冻，士兵们又累又饿，当时首都的长官仅仅赏赐了驻军们一些粗粮淡饭。 因为犒赏的太少，士兵们极为不满，其中有些人竟扬言：“吾辈将死于敌，而食且不饱，安能以微命拒白刃！闻琼林、大盈二库，金帛盈溢，不如相与取之。”于是，在泾原的大兵们哗哗地发动了兵变，使得唐德宗狼狈出逃。当时兵变的士兵还喊出了废除“间架法”的口号。 出逃在外的唐德宗为了挽回人心，只好进行深刻地自我批评，他说：“朕嗣甫丕构，君临万邦，失守宗桃，越在草莽……然以长于深宫之中，暗于经国之务，积习易溺，居安忘危，不知稼穡之艰难，不恤征戍之劳苦。 致泽靡下究，情不上通，事既壅隔，人情疑阻。犹昧省己，遂用兴戎，征师四方，转饷千里。赋车籍马，远近骚然；行责居送，众庶劳止。力役不息，田莱多荒。暴令峻于诛求，疲民空于杼轴，转死沟壑，离去乡里，邑里丘墟，人烟断绝。天遣于上而朕不瘩，人怨于下而朕不知。驯致乱阶，变起都邑。” 皇帝进行深刻自我批评后，就对当时的房产税进行了一些调整：“先税除陌、间架等钱，竹木茶漆等税，并停。” 皇帝的诏书写得非常诚恳。当然，唐德宗的自我批评是不得已而为之的。被泾原兵变赶出首都的唐德宗，要是再不进行自我批评，那恐怕不但江11J可能在他的手中丢掉，而且自己的小命恐怕也难保。自己做一点自我批评，停止天怒人怨的恶税，重新争取人民的爱戴，也总比一直顽抗到死要聪明一些。 唐朝的房产税基本上没有实行就停止了，这当然是中央权威丧失，皇权衰弱造成的。若皇帝自己仍然说一不二，让人们纳税，那么百姓没有再商量的余地了，人们必须无条件的服从，但是事实上，唐德宗已经不能说一不二了。 在中国历史上，绝对的皇权从理论上不受任何限制。但是，一旦出于某种事件，皇帝的权柄下滑，地方割据反而是一种限制皇权专制，反抗皇权的力量。可惜，中国并没有因此而发展出限制皇权的制度，皇帝和人民权利的较量只是在合久必分、分久必合的轮回中不断地徘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