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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于幽暗昏惑而无物以相之(至于幽暗昏惑而无物以相之的意思)
2022-08-26 00:08:46  浏览:96

至于幽暗昏惑而无物以相之(至于幽暗昏惑而无物以相之的意思)

至于幽暗昏惑而无物以相之(至于幽暗昏惑而无物以相之的意思)

翰林风月三千首,吏部文章二百年。老去自怜心尚在,后来谁与子争先。”——欧阳修《赠王介甫》

就如同欧阳文忠公所言,王安石的诗词如同李白吟出的三千风月,文才好似吏部侍郎韩愈流传的百年大成。他雄健简练、奇崛峭拔的独特散文风格,就足以证明,他列入“唐宋散文八大家”绝非偶然。


1 山水游记类散文

说到散文我们会先想到山水游记,提到起山水游记,我们自然就会想到前一期文章中提到过的柳宗元。《永州八记》可谓是山水游记的典范之作,从这以后,但凡人们写山水游记,总会或多或少地受到他的影响:一方面会尽己所能去写景状物,另一个方面又会寓情于景,使山山水水噙满丰富的人文色彩。但若了解过王安石,我们就会发现,他的山水游记自有一番新意。

以柳宗元的《小石潭记》为例,小石潭行文及其精美,对自然景物的描写是“察其微,状其貌,传其神”,使人有身临其境之感。如果说柳宗元的山水游记属于描写风景、再现自然风光为主的“再现型”,那么王安石的山水游记就是以表达观点为主的“表现型”。


《游褒禅山记》是王安石34岁时任舒州通判期满,赴京途中游览褒禅山后写下的游记。

开篇先写褒禅山的命名由来,再写到“华山洞”,和洞边的石碑,上面刻的文字已经模糊不清,勉强能认出“花山”字样。在此王安石解释说:

今言“华”如“华实”之“华”者,盖音谬也。

汉字最初只有“华(huā)”字,没有“花”字,后来有了“花”字,“华”才读为“华(huá)”。现在的人读“华(huá)山”,就是误传了。

明清时期林云铭对此曾在《古文析义》中作评价:

“末以山名误字推及古书,作无穷之感,俱在学问上立论,寓意最深。”

没有写景状物,只是在纠正今人将“花”读为“华”的音谬,开始为下文铺垫。

然后他回忆了他们当时游玩的情景,说下面那个“前洞”平坦宽阔,有泉水从旁边涌出来,景色很好。用今天的话说,来这儿“打卡”、“发动态”的人很多。但从这里往上接着爬五六里,有一个很幽深的洞,就是所谓的“后洞”。当时他们同伴几个打着火把进去,越走越深,越走越困难,但看到的景色也越来越奇特。有一个想放弃的同伴说:“再不出去火把都灭了,更没的玩。”于是大家只好一起出来。

后来王安石回忆,他们在洞里前进的路程,比起那些“探险博主”,可能还不到十分之一,但是能来到这里发“动态”的人已经很少了,显然还能到更里面的人就更少了。决定出来的时候,大家的体力和火把都还够接着玩的,所以出来以后,大家都纷纷后悔,还没玩尽兴。

于是王安石为这事有了一番感叹:

古人之观于天地、山川、草木、虫鱼、鸟兽,往往有得,以其求思之深而无不在也。夫夷以近,则游者众;险以远,则至者少。而世之奇伟、瑰怪,非常之观,常在于险远,而人之所罕至焉,故非有志者不能至也。有志矣,不随以止也,然力不足者,亦不能至也。有志与力,而又不随以怠,至于幽暗昏惑而无物以相之,亦不能至也。然力足以至焉,于人为可讥,而在己为有悔;尽吾志也而不能至者,可以无悔矣,其孰能讥之乎?此余之所得也!

“最奇特的景物往往在最艰险的地方,我们想要开开眼真的不容易。想看的人不一定有那意志去;有意志去的人不一定有那能力去;有能力去的人终于没有被别人劝退,也没有害怕地势艰险,决心要去了,却可能也会因为没有充足的物资装备,而没办法去到。


“所以反观现世,往往是须要意志、能力和外部客观条件都准备充分了,才能够成就大事。那么我这次游山的收获就是:只要自己能够尽力了,不后悔就好,谁还能笑你吗?还有那座石碑,让我感受到,像这种因为时间太久字迹不能留存,导致后世讹传,却没人打算去弄清真相的事情还少吗?所以说,当今的学者,如果要援用资料,一定要深思而慎取才可以啊。”

他没有像前人一样写景状物,他认为那些都不是重点,所以一笔带过。他只是回忆了游览时的经过,结构严丝合缝,脉络清晰,因事见理,这正切合了他以"所谓文者,务为有补于世而已矣“的观点,读来发人深省,也正是他文风的独特之所在。

2 议论类散文

我们都知道,王安石是北宋时期杰出的政治家和思想家,因此政论文一定是占多数的。王安石的政论文,观点鲜明,理论透彻,言辞犀利又朴素精练,且结构严谨,具有较强的概括性与逻辑性。他的作品常常针砭时弊,反映社会矛盾,并且还能将文学创作和政治活动紧密地联系起来,主张“文道合一”。

《游褒禅山记》作成后四年,王安石进京述职,也就是在那时,他作出了长达万言的《上仁宗皇帝言事书》。可能会有人发问,为什么这种“上书”也会放到散文里面呢?在这里要作个解释:当时散文的概念是广义的散文,除了诗歌以外,包括这种公文,都称作散文。因为内容太长,为了防止各位“太长不看”,在这里必须将主要内容总结成一句话:

“陛下,千万不能不改革呀!”

当时社会的人、财、物堆积,而人事制度却压抑了人才,阻碍生产力发展,因此文章开篇就明确提出“方今之急,在于人才而已”。王安石指出了对于人才的“教之”(教育)、“养之”(培养)、“取之”(选拔)、“任之”(任用)之道,逐一论述人才与变法的关系,提出了一系列措施。在文中,他总结了自己多年的地方官经历,指出国家积贫积弱的现实,系统地提出了自己的变法主张。这篇《万言书》,洋洋万言却无拖沓之感,洒洒千句却深刻清晰、严密精当,在当时可称得上是奏疏中的精品,表现了王安石散文的成熟风格,同时也算是王安石被列入“唐宋八大家”的一个重要的代表作。


历史上,这篇《万言书》上奏后并没有任何后续的记录,这就是另外的事情了。宋仁宗看了《万言书》,知道王安石说的对,但自从“庆历新政”以后,他心有余悸,完全失去了改革的锐气,因此他的默不作声、无动于衷,也算是对王安石的一种赞同了。

与《万言书》截然不同的,是他的驳论文《读孟尝君传》:

世皆称孟尝君能得士,士以故归之,而卒赖其力,以脱于虎豹之秦。嗟乎!孟尝君特鸡鸣狗盗之雄耳,岂足以言得士?不然,擅齐之强,得一士焉,宜可以南面而制秦,尚何取鸡鸣狗盗之力哉?夫鸡鸣狗盗之出其门,此士之所以不至也。

不足百字,却别出新见,四句话中却有四五转折。晚晴吴汝纶评曰:“此文乃短篇中之极则,雄迈英爽,跌宕变化,故能尺幅中具有万里波涛之势。”真可谓是“语语转,笔笔紧,千秋绝调”了。

前文提到过,王安石的文学主张,是"所谓文者,务为有补于世而已矣“,非常强调"实用"。因此他很多文章,常常是议论和说理的成分太多,晦涩干硬,因此于我们今人会比较难以接近。可一旦有幸得以浅尝,或许会让我们迫不及待搬个小板凳,抢个前排,好好听听他的大道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