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是中国景泰蓝的发祥地，也是最为重要的产地。流光溢彩、极度奢华的景泰蓝，曾是不合中国文人的审美的。宋元时期流行青瓷，素雅的器物，简洁、似玉的质感，才是当时文人喜爱的风格。曹昭就认为珐琅器太过俗艳，“但可妇人闺阁中用，非士夫文房清玩也”。

虽然未能迎合士夫文人淡雅高洁的趣味，它却深得元明清几朝统治者的喜爱，并在康雍乾三代盛世，迎来了又一次大繁荣。

乾隆帝本身崇尚奢华，他见惯了西洋玩意，自然对来自伊斯兰地区，绚烂的缛丽色调好感有加。他热爱钻研，对宫廷景泰蓝的烧制提出了诸多建议。

在乾隆的启发下，珐琅工匠们用钻蓝、天蓝等作大面积底色，红、黄、绿、自小面积穿插在蓝地上，产生鲜明跳跃的色彩效果。胎面上的掐丝在强烈、鲜艳的色釉上，勾勒出中国白描的意蕴。

清·乾隆 掐丝珐琅缠枝莲纹香盘

中国画的风格，香炉、 画屏等东方的传统器型，螭龙兽面、山水花鸟等中国元素不断涌现，一齐改造着景泰蓝的基因。

“包豪斯曾倡导过，艺术不是一种专门的职业，艺术家和工艺师之间，根本没有任何的区别。” 而这些古代无名的艺术家们，秉承皇帝旨意，恭而谨之，一举烧出了宫廷景泰蓝的璀璨风华。

乾隆是真爱景泰蓝。

小到手上的扳指，大到室内的桌椅、花瓶、熏炉、床榻用的都是景泰蓝。

在乾隆四十四年的除夕家宴上，从冷荤食品，干果蜜饯，到冷膳热膳，一桌共计四十多道菜，用的都是掐丝珐琅碗。而他的妃殡陪宴桌上所用的餐具，则为各色瓷器和银具。

如同路易十五的餐桌上，要放一只纯金的宝船，乾隆也以珐琅器来彰显帝王尊贵。一只景泰蓝里，装着的也是大清盛世。

浴火而生的景泰蓝

景泰蓝作为宫廷重器，在数百年间几乎没有走出过宫廷。它昂贵的价格和复杂的工艺，要有大国的气度来做支撑。景泰蓝手法考究，又需要极大的耐心，慢工出细活，是盛世的工匠才有的心力。

烧好一件精美的景泰蓝，也许要一年的时间。

“不得白芨花不开，不经八卦蝶难来，不受水浸石磨苦，哪能留得春常在。”说的正是景泰蓝制作时最关键的步骤：掐丝、点蓝、烧蓝、磨、镀金。

铜胎为主，亦有用金、银为胎的，制好铜胎后，要先把金属丝盘出花纹，焊在胎上，再将各色珐琅釉料细细填进花纹里。

景泰蓝工艺中的关键原料——珐琅料，是以石英、硼砂、长石等原料按照适当的比例混和，加入各种呈色的金属氧化物，再磨碎制成的粉末状。它的成分与瓷釉的成分，颇有几分相似。

花纹外通常靠蓝色釉料铺施，入窑烘烧，重复几次，等釉的厚薄适当了，再打磨镀金。涂了三回，烧了三回，又磨了三回。而每烧一回，都仿佛在鬼门关里走了一趟。

因为即使配方相同，烧制时炉内温度的细微变化，都会以千差万别的效果。成败只有一次，于是每一次烧制就成了一次赌博。但当多重色彩一起出现在整个画面上，结果的不可预知性便会成倍叠加。

玉石的温润，珠宝的光泽，瓷器的细腻，金银的灿烂，景泰蓝是工匠和天意之间的一场赌局。

清末民初的磨难

清代末年，由于帝国主义列强的侵入，具有鲜明民族风格的景泰蓝，受到西方青睐，它成为一种比较畅销的出口商品。1904年，景泰蓝工艺品“宝鼎炉”在美国芝加哥世界博览会上获得一等奖，此后，在1915年巴拿马万国博览会上再次荣获一等奖。

这个曾经来自异域的器皿，被打上了东方的烙印之后，又转而开始吸引世界的眼光。

然而清末民初，内忧外患使得景泰蓝工艺遭到严重破坏，一度停滞。在一个旧古玩摊上，一只景泰蓝花瓶吸引了林徽因的目光。摊主几句话，道出了景泰蓝的现状：

“二位先生还是有眼力的，这是正宗老天利的景泰蓝，别处你见不到了。就是老天利这家大字号，也撑不住，快关张了，北京的景泰蓝热闹了几百年，到这会儿算绝根儿了。”

“景泰蓝是国宝，不能在新中国失传。” 林徽因与梁思成商量，决定在清华大学营建系成立一个工艺美术教研组，抢救濒于灭绝的景泰蓝工艺。

他们学习历代装饰材料，绘制新的图案，又有很多有识之士陆续加入。这个流转了数百年的工艺，被他们接着，一口气又续上来了。

景泰蓝的故事，又开始在中华大地上吟唱。

从丝绸之路上趋之若鹜的超级大国，到马可·波罗笔下人人向往的繁华盛世，再到也是清末民初的工艺凋零，景泰蓝陪着这个古老的东方国度一起从艰难岁月到昌盛繁华。

在很长的一段时间里，它几乎没有走出过宫廷，清末之前更是很难在民间发现它的影子，它是皇家宝库中最为神秘的珍品。而现在，它在越来越多的公开场合里作为一个中国的符号出现，讲述东方传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