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津地名有时起的比较随便。

胡同对着桥，就叫桥口胡同；巷口有根电线杆子，就叫电线杆子胡同；胡同里有制售锅巴的，就叫锅巴胡同等。这种口头命名，不用审批，不必备案，只起一个区别性的作用，体现出城镇地名命名还处于无序的自然状态。因而粗俗的老地名数量众多。有的地名突出其地域特征，狭长曲折的就叫三道弯胡同、五道弯胡同或九道弯胡同。

里巷的形状也常常成为命名的理据，例如：裤裆胡同、弯尺胡同、磨盘胡同、袜子胡同、大口胡同、小口胡同、狗尾巴胡同、葫芦罐胡同等都突出了街巷的外形特征。里巷聚落形成之前所处的特殊环境，也成为命名的着眼点，如河东区的么家坟地胡同、河北区的黄家坟大街、南开区的徐家坟地胡同、于家大坟等都表明了当年这里曾是郊野的坟茔墓地。天津市区原有两个名为“小鬼庄”的旧地名，一个在红桥区，另一个在河北区，后来都改为新名。

标示里巷附近环境的地名，如臭坑沿(南开)、臭坑沿胡同(红桥)、臭沟胡同、臭坑胡同(河北)等。直接以“粪场”为名的里巷，在南开区旧地名中就有粪场胡同、黄家粪场、夏家粪场等多处，再加上茅房胡同、牛圈街等地名，当年处在城市边缘地区恶劣的生活环境，可以想见。

里巷聚落形成时，居民的身份、职业等也成为地名命名的着眼点，例如贫民窑、脚行胡同、挑水胡同、蒲包胡同、杠房胡同等里巷名。更为特殊的粗俗地名，如河东区王庄子大街有倒霉刘胡同，郑庄子大街有三鸭子胡同，这个“三鸭子”是人的乳名。红桥区闸桥南路有吊死鬼胡同，芥园大堤西端有野茶馆胡同等。

这些粗俗的地名后来都更为新名。天津原有许多粗俗地名，进入20世纪后都陆续得到了改造，如“鸭子房”改为“治安里”，“电线杆子胡同”改为“卫安南里”等。

对粗俗地名进行谐音改造，是地名规范工作的一项重要内容。天津旧地名的谐音改造同样也有很多典型的例证。例如“狗尾巴胡同”改为“沟尾胡同”，“洋井胡同”改为“远景胡同”等。天津地名的谐音演变有不少典型的例证，例如红桥区“西于庄”原名“西鱼庄”；河西区“灰堆”原名“灰堤”，“土城”原名“土塍(音‘成’)围村”，“贺家口”原名“河闸口”；南开区“西湖村”原名“徐胡圈”，河东“娄庄子”原名“楼庄”；西青区“王兰庄”，原名“王来庄”；北辰区“喜逢台”，原名“栖凤台”；“宜兴埠”初名“渔家铺”，后取吉庆有余之意改称“余兴埠”，最后定名为“宜兴埠”；西青区“梨园头”，原名“梨园坨”；静海县“大瓦头”原名“大洼头”，“王二庄”原名“望儿庄”等等。

有些地名的谐音演变形成了有趣的故事。例如蓟县“邦均镇”在战国时已形成聚落。传说在秦国施行变法的商鞅，曾在此宿店，得名“商君店”。唐太宗东征至此，因其名“商君”谐音“伤军”犯忌，遂改名为“邦军店”，民俗演化成“邦均店”，后为镇名。宝坻县有“南仁浮乡”，宋代成村，民间传说杨六郎在这里与大刀王怀女交战，战败被俘，王威逼杨成婚，故名“男人服”，后演化为今名。

天津还有一种地名，有着浓厚的天津土话风味。

譬如“水阁大街”、“玉皇阁”、“铃铛阁”、“北阁”等地名中的“阁”字，不读gě，而读gǎo。

再如“港”字，在“天津新港”、“北大港”等较大的地名，或“香港路”、“香港大楼”等借用地名里，“港”读为gǎng；而在“双港”、“小港”等较小的地名里，“港”读为jiǎng。有一些地名属于错读音，例如北辰区“宜兴埠”的“埠”字，应读bù，却习惯性地误读为fǔ；“东甡里”的“甡”字，应读为shēn，却习惯性地误读为shēng。这是历史形成的状况，没法改变。

天津一些中间带“家”字的老地名，往往有两种或三种读法。比如田家庄、刘家庄，侯家台、姚家台，霍家嘴、梁家嘴等三字地名；第二种读法是：去掉中间的“家”，末尾加儿化，读为———田庄儿、刘庄儿，侯台儿、姚台儿，霍嘴儿、梁嘴儿等；第三种读法是：去掉中间的“家”，末尾加“子”，读为———田庄子、刘庄子，侯台子、姚台子，霍嘴子、梁嘴子等。

再如陈家沟、马家口、吴家窑、黄家花园、石家大院等地名，在读时应儿化，但不能去掉“家”字———陈家沟儿、马家口儿、吴家窑儿、黄家花园儿、石家大院儿等。有些地名可以去掉“家”字后，加儿化，例如佟家楼、唐家口、姜家井等也可读为———佟楼儿、唐口儿、姜井儿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