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缅想封唐处，实惟建国初。俯察伊晋野，仰观乃参虚。井邑龙斯跃，城池凤翔馀。林塘犹沛泽，台榭宛旧居。”这首《过晋阳宫》，是唐玄宗李隆基于开元十一年（723）巡幸太原晋阳宫时所作。彼时，距离大唐开国已过百年，一个帝国正在走向它的盛年，但浩大的鸾舆却对太原这块土地心存敬畏，对华屋连栋的晋阳宫心存敬畏，在庄重的雅乐声中，唐玄宗与其说在融入一场堂皇煊赫的宫廷仪式，莫如说在卷入一场急风骤雨的帝国记忆，这个记忆，和晋阳有关，和李渊有关。
时光回溯106年，李渊刚刚坐镇晋阳的日子。身为太原留守，李渊有着太多可以挑战中央政权的底牌：首先，太原“控带山河，踞天下之肩背，为河东之根本”，这样的战略位置，可以使其直捣大兴，进而一举攻下洛阳；其次，充足的军用物资，披坚执锐的精兵亲军，是他决胜千里的利器；另外，李渊在太原的良好声望，使其具备了深厚的民众根基；更主要的，是隋炀帝的奢靡无度，已经使这个刚刚传至二世的王朝危如累卵。正是基于这些因素，李渊身边的将佐们纷纷劝其起事，开创一个全新的帝国基业。
然而翻遍两唐书和《资治通鉴》，我们看到的却是一个瞻前顾后举棋不定的李渊，看到的是“高祖起太原，非其本意，而事出太宗”（《新唐书·太宗本纪》）这样的简单记录。从正史的记载中，我们知道这位太原留守事事求稳，不敢越雷池一步，最初碍于与隋室的姻亲关系，认为起兵有悖纲常，后来又觉得起兵的时机还远远不够成熟；相反，他时年十七岁的次子李世民和一群谋士将领倒是积极推动兵变的主流，这位血气方刚的公子更像一个执掌全局深谋远虑的棋手，他先是和因与李密有交往而被抓入狱的晋阳令刘文静进行了一次狱中长谈，坚定了起兵反隋的决心，随后，李世民又找到了李渊的好友晋阳宫监裴寂，这晋阳宫是炀帝的行宫，为了逼李渊早做决断，李世民和裴寂设计选了晋阳宫女陪侍李渊，不知就里的李渊一夜春宵之后方知犯了死罪，只得被逼就范，道一句“吾一夕听汝言，亦大有理。今日破家亡躯亦由汝，化家为国亦由汝矣！”同意了李世民起兵的计划。而在晋阳起兵之后反隋统一的数次战役中，少年英武的李世民始终一骑绝尘，主导着兵锋的节奏，被逼起事的李渊则湮没在李唐王朝肇兴发迹的耀眼光芒背后，成为一个依靠儿子坐享其成的开国之君。
好在历史为后世的人们留下了一部《大唐创业起居注》，让我们得以冲破正史的重重迷雾，看到李渊的另一条生命轨迹。温大雅，太原府人，《大唐创业起居注》的作者，同时也是晋阳起兵的重要策划人和目击者。在这部书中，以“儒雅清显，为一时之称”的温大雅通过自己耳闻目睹的亲身经历，记述了李渊起兵至登基称帝 357天中的史事。由此，我们总算可以从正史的诸多曲笔之外，看到李渊作为一代军事家和政治家的风采。按照《大唐创业起居注》的记载，我们可以得知，晋阳起兵的主脑决不是李世民，而正是深谙韬光养晦之道的太原留守李渊。世袭的唐公爵位，已经让李渊心中暗暗追比古之圣君唐尧，而广为流传的“杨氏将亡，李氏将兴”的谶语，尽管让李渊倍受猜忌，如履薄冰，但《大唐创业起居注》中记载的这句“吾当一举千里，以符冥谶”铿锵之声，则让我们看到了一个不甘为人臣的李渊，雄踞太原，眺望着四起的烽烟，李渊，只是在酝酿着一个改朝换代的时机。
时机只属于有准备的人。事实证明，李渊的晋阳起兵颇为周密，他采纳了刘文静、裴寂等一班顾问“乘虚入关，号令天下”的建议，而在具体的谋划中，他布下的三招棋堪称绝妙。
首先，是如何招兵买马的问题。起事没有军队不行，尽管李渊手握重兵，但若与隋王朝的大军抗衡，自己的兵力显然不足，而大张旗鼓地召募兵士，又势必引起怀疑，尤其是两位副留守王威和高君雅，这两人与其说是来协助李渊镇守太原的，莫如说是隋炀帝派来监视他的眼线，尽管李渊的一系列自秽行为已经让隋炀帝有所放松，但猜忌之心并没有完全解除，安插王威和高君雅，就是要这二人在非常时刻行使先斩后奏的权力。面对横亘在面前的这两个人，李渊自然投鼠忌器，而“天时”恰恰就在这位太原留守一筹莫展之际出现了——隋将刘武周拥兵自立，投靠了突厥始毕可汗，并挥师攻下了汾阳宫，这一回，李渊终于找到了一个光明正大的招兵买马的理由，他对两位副留守王威和高君雅说，汾阳宫是皇帝行宫，皇帝一旦怪罪下来，大家都脱不了干系，而以现有兵力对抗刘武周叛军显然不够，必须马上募兵。
王威和高君雅不知是计，深以为然，于是，李渊马上派出李世民和刘文静等人到各处征兵，由于李渊素有声望，因此征兵令一出，应者云集，据《大唐创业起居注》记载，李渊让部下开仓赈济贫民，公开募兵，每天都有千余人来投军，“二旬之间，得众数万”，这些兵士们统一驻扎在太原兴国寺内，由自己的亲信刘弘基和长孙顺德亲自操练。时隔一千四百年，我们仍然可以想像这样一幅画面：香烟缭绕的兴国寺内，一面是僧众们的诵经之声，一面是兵士们的操演之声，位于公元七世纪初中国西北的这处佛国圣地，就这样将两种截然相迥的声音有机地融合起来，而它的操作者，正是太原留守李渊。
兵源问题得到解决了，接下来的问题便是稳定后方。李渊深知，山西紧邻突厥，早就对中原虎视眈眈，自己起兵杀向大兴，很有可能与隋军呈胶着状态，这时突厥如果突然率大军长驱直入，杀奔太原，自己就会陷入进退维谷的境地，后果不堪设想。因此，发兵之前，先稳住突厥，是极为关键的一步。那么，又当如何稳住突厥呢？早在筹划这次兵变之前，李渊已经与突厥骑兵有过数次交手，双方互有胜负，及其出任太原留守，这位据说能和龙城飞将军李广扯上家谱的陇西贵族，不仅巧妙地利用人们对突厥的恐惧，设计以“通敌”之名除掉了王威和高君雅这两个眼线，而且还效仿三国诸葛亮，用空城计吓退了突厥数万骑兵。但马上就要挑起义旗的李渊最终对突厥采取的姿态却是——和，彼时，包括刘武周在内的许多地方豪强在拥兵自重之后，都选择了投靠突厥作为自己的靠山，为了稳住后方，李渊同样也对突厥收起了兵戈。他亲自写信给突厥始毕可汗道：“我今举义兵，欲宁天下，远迎主上(指隋炀帝)还，共突厥和亲。……若能从我，不侵百姓，征伐所得，子女玉帛，皆可汗有之。”在这封信的题封上，他特意署称了“启”字，以表示对始毕可汗的恭敬。始毕可汗得书大喜，遂让李渊称臣，李渊为从长计议，假意应允。北结突厥，不仅使酝酿起兵的李渊免除了后顾之忧，更壮大了兵源，为了向“俯首称臣”的李渊表示诚意，突厥始毕可汗送来战马千匹，兵士千人，这支骁勇的骑兵的加入，无疑为此后李渊的率军南下增添了重要的筹码。
兵源有了，突厥稳住了，李渊开始实施他的第三步方案——东和李密。回望晋阳起兵的过程，我们可以看出，李渊一直采取的都是示弱的态度，对隋炀帝是示弱，对突厥是示弱，而对落草河南的李密起义军，李渊仍然是示弱，面对这支已云集30万人马、战将千员的军事力量，李渊深知，如果他们成为自己进兵关中的掣肘，势必破坏整个起事的进程。为此，李渊特遣温大雅带了一封亲笔信去瓦岗寨见李密，在这封充满谦卑之辞的书信中，他将自己重建一个帝国的野心隐藏了起来，只是说自己的起兵不过是为了重新整饬一下自己所辖地盘的秩序，不仅如此，他还极力劝说踞守一方兵锋正盛的李密早早称王，夺取天下。“天生蒸民，必有司牧：当今司牧，非子而谁！”善于示弱的李渊将马嘶弓鸣声收伏在极尽吹捧的字里行间，李密手抚长须，不饮自醉，当即同意对李渊南下的军队不加阻拦。作为当时势力最大的一支义军的首领，李密已经开始梦想自己登基称帝的画面，他绝然不会想到，正是这封措辞如蜜的书信，让他放走了吞噬江山的蛟龙，而他自己也在日后陷入了无可挽回的败局。
公元617年6月5日，在一切准备就绪之后，李渊在晋阳设起义堂宣布起兵。烈烈旌旗之下，被部将尊为“大将军”的李渊雄姿英发，目光炯然，他历数了隋炀帝杨广的荒淫无道，高呼“兴甲晋阳，奉尊代邸，扫定咸洛，集宁寓县”；不出十日，他在紧邻晋阳宫的附近设立大将军府，以长子李建成为陇西公、左领军大都督，统率左军；以次子李世民为敦煌公、右领军大都督，统率右军；以四子李元吉为姑臧公，统率中军；同时，以裴寂为大将军府长史，刘文静为司马，殷开山为掾，刘政会为属，长孙顺德、王长谐、刘弘基、窦琮为左右统军、副统军。
一旦这个军事指挥架构运作起来，便立刻形成了排山倒海的气势，不到一个月的时间，李渊和长子建成、次子世民先是攻破了霍邑，击溃了隋将宋老生的部队，此后一路南下，渡过黄河，占领了永丰仓等官仓。当开仓放粮的消息传出，各州郡百姓对这支义师表现出热烈的拥护，他们奔走相告，纷纷来投，队伍迅速壮大。稍做休整之后，李渊命长子建成驻守永丰仓，控扼潼关咽喉，自己则和次子世民率主力部队继续向隋都大兴进发，在行军途中，李渊又与自己的女儿平阳公主集结的人马汇合，一路攻城拔寨，直逼大兴城下。起事前的周密谋划，起事后的风驰电掣，让隋王朝完全陷入了大厦将倾的窘境。
彼时，隋炀帝还在江都巡幸，留守大兴的是他的孙子——代王杨侑，少不更事的杨侑面对兵临城下的李渊部众全无主意，再加之城中守备不足，很快便被迫献城投降。当李渊将水一样的马蹄声冲进这座帝王之都，他并没有急着抚摸雕金刻玉的皇座，而是将战战兢兢面白如纸的杨侑恭请就坐，自己率部众行三叩九拜之礼。善于示弱的李渊在攻陷大兴之后再一次示弱了，他宣布：遥尊隋炀帝为太上皇,拥立炀帝孙代王杨侑为帝,改元义宁，是为隋恭帝。当然，这位刚刚被拥立起来的傀儡皇帝也必须“识时务”，他加封李渊为唐王，“加九锡，赐殊物，加殊礼”，同时，以李建成为唐王世子；李世民为京兆尹，改封秦国公；封李元吉为齐国公。至此，一个王朝的气数进入奄奄一息的倒计时，而一个新的政权已经只差一个名份。